构建符合国情的数字治理模式

　　不久前印发的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，全面布局数字中国建设整体框架，同时也对数字治理提出明确要求。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和迭代速度明显加快，在提高社会生产力、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，迫切需要对数字化发展进行治理，构建优质的数字环境。

　　当前，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、新业态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，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但是也要看到，数字技术发展对于传统监管体系提出了一定的挑战。一些传统的监管手段，在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产业、新业态时，既缺乏有效的监管技术，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。面对这些问题，如何更好地加强数字治理，应对挑战，已成为人们高度关注和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治理，瞄准国际一流水平不断探索创新。《电子商务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文件相继发布实施，数字经济的“游戏规则”逐步规范，数字监管日趋完善，数据要素交易制度基本建立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逐步有机融合。2022年，我国先后出台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》《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》，向联合国《特定常规武器公约》缔约国大会提交了《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》，进一步表明了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立场。

　　未来，应继续深刻认识数字治理在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，充分运用数字领域的新技术，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，逐步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治理模式，不断提升数字治理现代化水平。

　　第一，树理念，构建起有效的数字伦理治理框架。对于数字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，要有一个清晰的表述。构建覆盖全面、导向明确、规范有序、协调一致的数字治理伦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。要加强源头治理，注重预防，将伦理要求贯穿数字技术研究、人工智能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，在保持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基础上，促进数字活动与伦理治理协调发展、良性互动，实现真正负责任的创新实践。特别是对于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隐私保护、数据产权等诸多问题，还需进行深入研究，再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。

　　第二，破难题，创新突破数字领域的监管技术。近年来，数字技术已经融入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各个领域，对各领域的传统监管手段都带来冲击，数字监管技术的突破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。以欧洲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为例，欧洲的做法是根据不同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高低，施加不同的监管措施。对于数据信息、用户信息等高风险点，采取了严厉严格的监管方式。下一阶段，应系统梳理各领域数字技术的影响深度，查找传统监管手段难以达到的难点与盲点，形成问题清单，有针对性地推动监管技术突破。

　　第三，优服务，加快打造一流数字营商环境。深化数字治理通常会赋能营商环境。数字营商环境提升，反过来也反映着数字治理的积极成果。我国人口多、数据资源规模大、数据应用领域广，具有一定的优势。下一阶段，应在深化数字治理的同时，加强治理成果应用，深度挖掘自身数据资源优势，运用数字化、智慧化前沿技术，全面改造提升传统营商环境，创造适应数字技术、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政策环境。

　　第四，重合作，积极参与数字治理领域的国际秩序构建。一个安全繁荣稳定的数字空间，事关人类共同福祉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对于我国而言，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、鼓励与规范并举，在自身数字治理取得成效的基础上，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治理合作，在数字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努力取得优势地位，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。要促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和数据安全国际合作，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，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，及时共享网络威胁信息，有效协调处置重大网络安全事件，共同营造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。 (王琛伟 来源：经济日报)